心性与读书

犹如道只有一个，求道的路径，却不止一条，就读书的方法而论，自当各有所本，并无惟一标尺。我不敢担保我的读法一定适合你。在你这个年纪，我是受问题意识的驱策而读书，常常数书并览，有时一本书读到一半，便束之高阁。如你所忧心的虎头蛇尾、有头无尾的阅读，在我身上亦不鲜见。然而我并不以此为憾，假如一书只能让我读一半或者读开头两页即弃若敝屣，也许不仅因为我的浮躁与浅薄。
　　曾国藩的读书法，曰“读书不二”：一书不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这可追溯至他的老师唐鉴的治学之法：“治经宜专治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此法自然是好，不过要有“一星如月看多时”的心性作为依撑。曾国藩修身养性的功夫，近代史上谁人能及呢，故他能这样死读（就像他打仗的方法，曰“扎硬寨，打死仗”），且能读出真义。心性不足，怕是坚持不来。当然从另一面讲，这般读法，倒可以锻造心性。这是一体两面。
　　心性与养气，以及与读书、思想的关系，近两年来，我愈发有所体悟。就此而论，我最感激徐梵澄先生的著作。先生的学问，我只知皮毛，不过足以令我受用终身。先生的晚年，其精神可谓近于圣，刘小枫曾用“圣人的虚静”来赞誉他，只道出了一个面而已。先生的虚静之中，不乏热烈（可见扬之水写徐梵澄的日记）。他说贺麟是“风云守道”，他只是“守道而已”，实则他已经将风云化入“道”。这就比贺麟高出一个境界，非打通佛儒而不能为也。
　　我们常说，今日之中国，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殊不知，要在乱世，守住一张安静的书桌何其难哉，若无坚忍而能经受大寂寞的心性，书桌的根脚早就摇摇欲坠了。徐梵澄青年受教于鲁迅先生，其心性自与虚静无缘。后来滞留印度三十年，黄卷青灯，梵呗圆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古人云：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是嘲讽腐儒之语。设若我们再三推敲，可知能“临危一死”已经大不容易。哪怕你认为这一死并不值，敢于死，向死而生，却终归是一种大勇。这份勇气，正得益于被古人严重批判的“心性”之涵养（当然，真正的大英雄、大豪杰，则从来不以生死为意，那是另一重境界）。
　　这样的时代，来谈心性，不免被讥为迂腐。我曾是一个极其善于追逐新潮的人，后来才悔悟，步履太快了，以至丢掉了灵魂。这些年终于学会让脚步慢下来，让头脑钝下来，回归常识，回归最朴拙的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得道，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那是圣人之道，我只能坚持“有所不为”——我曾对D兄说，你是有所为，我是有所不为，这是我们最大的差距。
　　不管是有所为，还是有所不为，最终都得反观本心。这正是你问读书，我却谈心性的最大原由。心性不坚，读书往往半途而废；心性不足，读书常常目不及义。前不久答《都市周报》的提问，我讲了一段相关的故事——最后那句，以前应该和你说过：
　　“如写作一样，我之阅读，已经超越了环境的局限。大学期间，为了锻造心性，我故意跑到重庆最繁华、最吵闹的地方去读书，而且是读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这种颇有些晦涩的书，其意图，即迫使水力控制阀精神沉下来，沉入内心的深潭，人书合一。这般浮躁的时代，一个强大无匹的内心世界，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这是我曾经尝试的读书养气之法，也许你可以参考。锻造心性，读书是一途，践履、躬行则是另一途。中国历来不缺空谈观念的人，却缺实践观念的人。我常想，假如哪天被夺去手中的笔，我就去立人乡村图书馆。中国转型的契机，也许在上层；中国的道，却在农村。
　　另，前日读王国维，他回忆早年读康德：“次年（1903年）始读汗德（康德）之《纯理批评》（《纯粹理性批判》）。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随后他读到叔本华“汗德哲学之批评”，有所启迪，1906年，“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1907年，第四次读康德，“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恃处而已”。“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圣哲之书，当一读再读。像王国维这等英才，读康德，四读才得真义——有此四读，可见心性之坚，是为“衣带渐宽终不悔”之第二境——后学如我辈，焉能懈怠？
    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死在心啊，有时候需要的是一种执着的精神！有所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