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19/7/10 9:01:36
#0楼
对于施耐德的产品，相信大家不陌生，但施耐德电气的历史，可能知道的就不多了。趁着现在大火的《长安十二时辰》，告诉大家个可以说的秘密：马伯庸马亲王曾在施耐德工作十年，这里转一下马亲王写的施耐德的故事，啊不，历史。
一、正本清源说名字
先从名字说起。
施耐德电气的正式名字叫做Schneider Electric。
施耐德（SCHNEIDER）是德文，意思是“裁缝”。这个姓氏在德国是个大俗名，往柏林扔块砖头砸死五个人，三个汉斯，还有两个施耐德。德国叫施耐德公司的，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所以我们给客户一递名片，对方第一个反应往往是：“你们是德国公司吧？”第二个反应是：“你们是作光学镜头的吧？”
我们只能耐着心解释：“我们真不是德国施耐德的，我们是法国施耐德的；我们是作电气的，不是卖镜头的。”
因为这个大俗名，还闹出过许多尴尬。前些年我们公司人事在面试的时候，来了一个小伙子。面试官先问了个几个普通问题，然后问：“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了解？”小伙子眼珠一转，开始大谈中国企业走向海外，面试官听着不对劲，连忙拦住他：“你这说什么呢？”小伙子还挺委屈，反问了一句：“你们不是才被TCL收购吗？”噎得面试官一楞。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俩人沟通了半天才搞明白，原来在同一年，中国TCL收购了一家叫德国施耐德的电器制造商，“电器”与“电气”之间只差一字，而且媒体只提施耐德三字，也不表明国别，以致那小伙子以为自己来国企面试。面试官也委屈，施耐德电气全球营业额一年一百多亿欧元上下，不至于被TCL给吃了吧。
施耐德这名字的中译也是个头疼事。公司营业执照上把Schneider翻译成“施耐德”，因此公司规定所有相关的*、文件、宣传资料，都必须统一用这三个汉字，不能错。这个规定在内部执行的很好，可一到外面就乱套了。跟公司接触的单位五花八门，经常一耳朵听错，信手写成施奈德、史耐德什么的；
还有国际政治学的不错的人，给错写成施罗德……最离谱的是曾经有一次公司在某大酒店办活动，酒店那边有位负责接待的大侠，估计是错把Schneider错看成了Schindler了，大笔一挥，在告示牌上唰唰唰写下“辛得勒”三个大字。这个错误幸亏被及时纠正，否则真帖出来一份“辛得勒客户名单”，还不得吓死几口子。
这种误会闹得多了，现在公司里的职员早已经训练有素，每次让别人写公司名字的时候，都彬彬有礼地提醒：“你好，我是法国施耐德电气的，对，施耐是施耐庵的施耐，德是道德的德。”去年反法情绪高涨的时候，员工之间互相解嘲说：“我们可不是法企，我们的创始人是施耐庵，我们也算民族企业。”
不知竞争对手西门子，是否说过“我们是德国西门子公司，西门是西门庆的西门……”
二、打虎亲兄弟
施耐德公司的创始人当然不是施耐庵，而是一对法国兄弟。哥哥叫阿道夫（Adolphe）施耐德，弟弟叫做欧仁（Eugène）施耐德。这对兄弟出身于施耐德家族，这个家族祖上是从普鲁士移民到法国的，世代经营银行业，虽然不是什么名门，好歹是个大族，无论政权更迭，这家族在巴黎高层一直有着不错的关系。
这样的家族，一般就应该一边营造政府高层的关系，一边拓展金融方面的业务，就象是赫赫有名的罗德斯柴德家族那么干。但施耐德家族传到阿道夫和欧仁兄弟俩这一代，却出现了变化。
大哥阿道夫自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继承了家业以后，坚守着银行业这一亩三分地，在巴黎混得风生水起，为人所称道。可他弟弟欧仁的名声，却比他哥哥差远了。这位欧仁少爷对银行业和政治不感兴趣，放着正经的马术、剑术、宫廷礼仪和文学之类的贵族科目不学，却整天泡在车间和作坊里，对炼钢和炼铁乐此不疲。
发明家那时候在法国名声并不好，如富尔敦这等高人，都被拿破仑当成是江湖骗子轰去了美国，遑论别人。于是大家都觉得阿道夫不错，欧仁就是一个兴趣古怪的纨绔子弟。好在阿道夫对他这个弟弟十分关爱，非但不阻止他的这种爱好，还经常资助他的研究。
1836年凯旋门落成，全巴黎的人都跑去看热闹。而欧仁施耐德却悄悄离开巴黎，不动声色地出现在了法国东部地区的一个叫乐魁索的小镇（Creusot）上。乐魁索小镇是个历史悠久的工业小镇，附近生产铁矿与煤矿，储量很高，只是产量不大，当地还有几家小炼铁厂和铸造厂。事实上，这里的炼铁厂是欧洲最早的几家钢铁作坊之一，Creusot这个名字，本意就是坩埚。
乐魁索的地理位置很好。这里北有巴黎、南接里昂、东邻第戎，距离这三大城市都很近，而且左右两侧是索姆河和卢瓦尔河，水运极为便利。欧仁考察了一圈，觉得非常满意，回到巴黎跟大哥汇报了一下。阿道夫当即拍出一大笔钱，把乐魁索的煤矿、铁矿以及附属的厂子一口气都买了下来。甚至还买下附近一座叫Verrerie的城堡作为施耐德家族在当地的总部。
这个大手笔让家族十分震惊，没人知道为什么一贯精明的阿道夫为何要把钱砸到这么一个穷乡僻壤来。直到阿道夫宣布成立施耐德-施耐德-乐魁索公司，由欧仁担任总经理，所有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打算开冶炼厂作实业了。
当时搅炼法刚刚付诸应用没几年，距离转炉炼钢法和蓄热室的发明还有二十多年，钢铁冶炼的效率和产量，还远不能满足日益高涨的工业革命需求。可大多数人还处于蒙昧状态，对这个巨大的商机浑然不觉。只有一些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已经开始敏锐地觉察到冶金行业的远大前景，自幼就浸<此处内容被屏蔽>其中的欧仁施耐德对钢铁的威力深谙于心，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有了施耐德家族的资金作后盾，欧仁开始大张旗鼓地在欧洲、美国各地招兵买马——据说连JamesNasmyth（早期蒸汽锤的发明者）都曾经来厂子里呆过。不过他们招徕的人才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叫做Francois Bourdon的美国人。这个四十多岁的美国人在机械方面是一把好手，而且精力旺盛，思维敏锐。
施耐德兄弟先后数次邀请，花了重金才把他礼聘到了乐魁索公司。伯顿来到乐魁索公司以后，一头扎进了施耐德兄弟事先给他准备的车间，整天深居寡出。伯顿大牛不负众望，不过两年时间，一则爆炸性的消息从乐魁索传遍了全国：一台巨大的钢铁怪物诞生了！
大为震惊的政治家、军人、记者和附近的民众纷纷涌向乐魁索公司的工厂，在那里的车间里，他们看到了伯顿趾高气扬地站在一台蒸气机车头上，冲大家挥动着帽子。
自从1814年英国人年英国人史蒂文生发明了蒸汽机车以后，铁路正式进入人类文明。法国虽然也很快开始铺设铁路网络，但是蒸气机车却必须要从英国进口，这对于刚刚经历过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人来说，自尊心多少有些受损。国产火车的呼声逐渐高涨。欧仁施耐德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他不仅仅只是满足于钢铁冶炼和初级加工，而是从一开始就把乐魁索公司的定位设为冶炼和制造双头并进。
尽管这个火车头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毕竟是第一台零件与组装完全国产化了的蒸气机车——第一台在法国领土上驰骋的法国火车。这一成功震撼了整个法国，爱国的法国人毫不吝惜地把赞美献给施耐德兄弟。乐魁索公司和施耐德兄弟也因此而名声大振。因为这一功绩，欧仁施耐德还被授予了法国荣誉勋位（Légiond‘honneur）。
这一成就大大地刺激了法国的铁路建设。整个法兰西每一个城镇都要求铺设铁路，每一个外省都急于要用这种崭新的交通方式与巴黎建立联系。整个法国五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广阔领土上，蓝图上的铁路已经稠密如蜘蛛网。欧仁施耐德不失时机地宣布，与蒸汽机车同时推出的，还有施耐德生产的铁轨与相关的制件、技术。
大家都知道，卖元件不算什么，卖解决方案才是最赚钱的。
而这一次可是赚大了，业务量猛增，订单如雪片一样飞入施耐德的工厂，利润也是节节攀高。不出三年，施耐德家族就收回了投资，乐魁索工厂甚至成了整个家族的龙头企业，开始了从银行业到工业的转型。
没人再敢小瞧欧仁的头脑了，阿道夫更是得意非凡。靠着欧仁本人雄心勃勃，和伯顿继续投入研发工作，次年在伯顿的主持下，法国第一艘蒸汽机船也在此诞生，从塞纳河顺流直上，一路开去了巴黎。
但施耐德-乐魁索公司在工业史上最大的成就，还是这位伯顿在1843年改良的蒸汽锤。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尽管在这之前早有英国人在1841年提出蒸汽锤的工作原理，也造出了几台实验型的机械出来，但第一款真正成熟的、可投入实际应用的蒸汽锤，则是由伯顿率领着工厂技术班子开发出的乐魁索汽锤。
蒸汽锤的应用，一口气将施耐德－乐魁索工厂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十倍。这种效率让全欧洲的同行都瞠目惊舌，纷纷改弦易张，也在自己的工厂里安装各种型号的汽锤。在1843年到1867年之间，乐魁索公司一共生产了110个蒸汽锤，其中26个保留在了自己的工厂里，其他则卖去了欧洲各处。这个成就，惹怒了德国的一位老对手——克虏伯工厂。
钢铁行业一向是克虏伯的传统领地，如今施耐德-乐魁索公司居然靠着汽锤和蒸汽机车夺得头筹，他们心中自然不甘。德国人的思维很简单，你不是牛吗？我就要在你最牛的领域彻底击败你。
于是两位冤家象是斗气一样，互相憋着一口气，变着法子造更重更大的蒸汽锤出来气死对方——这对于全欧洲的用户是好事，反正如今火炮口径越做越大，装甲越造越厚，这么多重锤绝不浪费。
1861年，克虏伯公司郑重向外界宣布，他们成功地造出了一个名字叫“Fritz”超级汽锤，高达50吨级！这个记录让法国人吃憋了足足16年，一直到欧仁去世后的第三年，施耐德-乐魁索公司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宣布一个80-100吨级的蒸汽锤在乐魁索工厂内落成。为了庆祝这个气死德国佬的成就，施耐德公司还特意作了一个木制的1：1模型，在1878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好生炫耀了一圈。
这个记录一直到1891年才被一家美国公司打破——125吨级。然后喜欢热闹的美国人也造了一个木制模型，在1893年在芝加哥的哥伦比亚博览会上展出。人类爱炫耀的本性，真是到哪里都改不了。
施耐德的这个超级大汽锤一直用到了1930年退役，之后被当作纪念碑搁在工厂里，到了1969年才被彻底拆除，成为了施耐德公司早期发展的一个见证。
总之就在你追我赶之中，让克罗索公司平步青云。施耐德兄弟借机把整个公司的业务拓展到钢铁、重工业、铁路与造船业，凭借自身技术优势傲视同行。1889年落成的埃菲尔铁塔，所有的钢铁制件，都是在施耐德-乐魁索的工厂里造出来的。因为这一贡献，欧仁施耐德也获得了一项比法国荣誉勋位还要光荣的荣誉——他的名字和其他七十一位科学家的名字被刻在了埃菲尔铁塔之上，至今仍在。
而在施耐德工厂的带动下，克罗索从一个静谧安宁的小镇变成了热闹、嘈杂、到处都是工人和商贩的现代工业城，整个克罗索小镇的人口从1846年的6000人增加到1872年的22，000人，其中一半人都在施耐德工厂相关。施耐德家族一度占有了法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钢铁、冶金以及铁路市场，成为这一领域的大托拉斯。
福兮，祸之所伏，很快施耐德就要面临他们的第一次危机，而能够拯救这次危机的，不再是阿道夫、欧仁这对打虎的施耐德亲兄弟，而是欧仁的儿子——亨利施耐德——这次，就要看上阵的父子兵了。
三、上阵父子兵
无论作生意还是打仗，都得讲究三件事：天时、地利与人和。
对施耐德公司来说，天时就是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大潮，那个时代，雨后春笋般涌出的工厂、铁路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新兴事物对钢铁的需求近乎偏执，为他们创造了最好的外部条件。施耐德兄弟以乐魁索工厂为核心，在欧洲各处都设立了工厂、矿山等，机械制造和冶金领域抢占了优势的领先地位。施耐德家族在整个欧洲的势力根深蒂固，他们在银行业和政界都作足了关系——比如阿道夫施耐德本人就一直与拿破仑三世的财政大臣关系密切，并把持着法国军队的原料供应权；
而施耐德家族在巴黎金融界享有极高威望，和当时几乎欧洲所有的大银行都有业务往来。这就是所谓的地利。“天时”有了，“地利”有了，那么“人和”呢？在欧仁施耐德看来，所谓“人和”，就是如何处理好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十九世纪的欧洲工厂一片兴旺，但是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可不怎么好。在三、四十年代发生的赫赫有名的三大工人运动：法国里昂丝织工人的两次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说明工人和老板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成为欧洲的普遍现象。
对于这种紧张关系，施耐德兄弟看的很清楚，阿道夫施耐德和欧仁施耐德从小深受人文主义熏陶，思想相对于其他大资本家来说比较开明。尤其是欧仁，他从小就跟工人混到一起，没什么纨绔之气，他敏锐地觉察到：“单纯的压榨利润不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必须要寻找出一条调和之路。”革命导师马克思那时候还在柏林大学沉思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欧仁没有先进思想作武装，他最感兴趣的，是法国人傅立叶和英国人欧文所倡导的空想社会主义。
这两位思想家主张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权利平等和共同劳动的改革社会，并身体力行地在各地进行试验。尽管这些试验全都失败了，可还是在欧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欧仁施耐德并完全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但对于欧文在英国新拉纳克工厂的改革成果印象深刻。他吸纳了欧文的部分观点，试图找出一条既有利于工厂主，又有利于工人的折衷道路，以避免施耐德家族的工厂也受到工人运动的冲击。
整个改革计划被法国媒体称为“开明改革”。欧仁施耐德把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为12小时，每年有8天带薪假期，薪水适当提高，设立工厂商店向工人出售比普通市场价格便宜的消费品，开办工厂子弟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建立工人互助储金会等措施。从当时的眼光来看，这些措施远远超过了同时代工厂的工人标准，极大地缓解了乐魁索工厂工人与工厂主之间的矛盾。一位巴黎记者在参观完工厂之后发出惊叹：“在这里我看不到争吵和对抗，工厂象是慈善家，而工人们都象是他最疼爱的孩子。
他们对父亲充满钦敬，毫无怨言。这在法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看不到。”可惜的是，无论企业表现的再如何出色，如果摊上一个猪头般的国家领导人，也没辙——我不是在感慨现在的施耐德公司和法国——狂妄自大的拿破仑三世一直妄图恢复拿破仑帝国的辉煌，他四处挑衅，在支持罗马教皇阻挠意大利统一、武装干涉墨西哥以及在普奥战争中支持奥地利等一系列问题上失策，使法国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
为了摆脱国内危机和重夺欧陆优势，1870年7月19日法国以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为借口对普鲁士宣战，结果法军9月2日在色当惨败，拿破仑三世本人被迫投降。法兰西第二帝国宣告灭亡。第二帝国的灭亡，让在拿破仑三世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施耐德家族大惊失色，整个家族的产业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外部政治大环境风雨飘摇之际，乐魁索工厂内部的工人也开始不安定起来。
自从普法战斗战败之后，巴黎工人因为不满临时国民政府签订卖国条约，自行成立了巴黎公社，全面接管巴黎。这一举动让整个法国的工人都受到了鼓舞，在各地都出现了效仿巴黎公社的夺权行动。这一次，即使是施耐德兄弟的怀柔政策，也不足以缓解浪涛汹涌的工人运动。乐魁索工厂的工人举行了数次大罢工，从内部给予了施耐德家族重重的一击。而那个时候，阿道夫施耐德已经去世，欧仁施耐德也身患重病。
就在许多人认为施耐德家族的大船即将在这场风暴中沉没的时候，两个年轻人悄然走到台面上来。他们就是欧仁施耐德的两个儿子：亨利施耐德。（Henri Schneider）和欧仁二世（EugèneII Schneider）说年轻，其实也不年轻。亨利临危受命那一年，他恰好三十岁出头，欧仁二世也不过二十七。作为施耐德掌舵者欧仁施耐德的长子，亨利施耐德比乃父丝毫也不逊色，虎父无犬子。他从小就接受精心教育，并亲自参与父亲和叔父的各项事业。
在施耐德兄弟的耳濡目染之下，亨利小小年级就崭露出了很高的商业天分，尤其难得地是，他还继承了父亲对技术的敏感。而欧仁二世对金融和投资方面的天赋，甚至在他哥哥之上。当施耐德这条大船在时代的狂暴骤雨下摇摆不定，几乎面临倾覆之灾的时候，年迈的船长已经逐渐退隐，年轻人注定要在这时候崭露头角，力挽狂澜，让所有悲观和灰心的人为之精神一振。接任施耐德家族大权的亨利首先面临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
在外部，拿破仑三世已经垮台，紧接着又是巴黎公社造成的混乱，许多达官显贵与银行家要么被杀被监禁，要么逃出国外，施耐德家族引以为豪的关系网千疮百孔；在内部，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工会与施耐德家族屡次谈判破裂，威胁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罢工。对此困局，亨利施耐德并没有轻易放弃。他冷静地观察着局势，试图从败中求胜，从混乱中看到机会：尽管施耐德家族的关系网已经不复存在，可声望仍旧很高；
各地的工厂实业仍旧掌握在手里，留得这些青山在，不怕没有柴烧；而且，法国如今社会一片混乱，失业率居高不下，福利制度几近瘫痪，金融危机层出不穷，而施耐德家族可以为工人提供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和相对丰润的薪水，对于处于饥饿和贫穷中的民众来说，这是极有吸引力的。于是，亨利施耐德轻施妙手，连续抛出好几项措施。
他下令各地工厂不得停工，要继续生产，如果卖不出去就囤积起来；与此同时，他让欧仁二世施展浑身解数，开始在欧洲各地与各大银行、家族周旋——比如权势熏天的罗斯切尔德家——以施耐德的工厂为筹码，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同时他又把工人福利再度提高了一倍，尽管这将损失一大笔钱，但壮士断腕，换来的却是风雨飘摇中的一块安乐土地。许多人得知施耐德工厂的待遇如此优厚，都拼命想进来，原有的工人感觉到了竞争的压力，抗议的声音登时小了许多。
最后，亨利极具眼光地引进了一种叫做“托马斯炼钢法”的全新技术。这种炼钢法运用化学方法解决高含磷铁矿石的脱磷问题，使钢铁工业能够利用藏量丰富的高含磷矿石，从而摆脱了对稀缺的无磷矿石的依赖。他还花费大量资金对工厂进行改造，使之适应新的冶炼方式，显示出了卓越的眼光。当时家族中许多人质疑他这些决定，认为亨利是向工人和国外资本家妥协，还是个不懂商业、明知道产品滞销还拼命生产的傻瓜，这样下去会把施耐德家族带往灭亡。
所幸欧仁施耐德力排众议，利用自己的威望说服了大部分家族成员，配合自己儿子把计划进行下去。政局瞬息万变，巴黎公社在1871年5月28日被凡尔赛政府军打败，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运动失败。掌握了法国的梯也尔政府面对百废待兴的法国，采取了一系列的修补和复兴措施。公共工程部长、工程师夏尔德弗雷西内制订了全力发展交通运输业的计划，即著名的弗雷西内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完善法国以铁路网络为主、航运为辅的综合运输体系。
为此法国政府拨出了50亿法郎的巨款。这对以制造蒸气机车和铁路钢铁为主要业务的施耐德－乐魁索工厂来说，简直就象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由于亨利的英明决策，即使是在政局最混乱的时候，工厂也没有停止生产。而靠着欧仁二世的巧妙运作，公司资本始终保持着健康的状态。当弗雷西内计划一经推出的时候，整个法国只有施耐德家族的工厂里有足够的钢材库存；
而托马斯炼钢法则使施耐德－乐魁索的产量翻番，可以满足全法国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只有施耐德的工厂里，才留有足够多的熟练工人来保证生产效率；施耐德借助着这一股新的建设浪潮，终于熬过了最艰苦的时期，开始了第二次复兴的道路。工厂浓烟滚滚，机器日夜不停，即使工人三班倒换着工作，也无法满足需求。
从1871年开始，亨利统治施耐德帝国一直到1898年他去世，欧仁二世接替了整个家族，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那几年施耐德公司具体业绩暂时查不到，不过从那个时代的宏观数据同样可以看出一些端倪：1870年，法国有铁路交通干线2万公里，1913年增至4万公里，并且新建了地区性铁路1.1万公里；生铁产量由1870年的117.8万吨增至1900年的271.4万吨。
钢的生产由于采用了在全法国都推广了的托马斯炼钢法等新工艺，产量激增，由1870年的11万吨增至1903年的463万吨。（从法国通史查到的。）可想而知施耐德-乐魁索公司在其中赚取了多么大的利润。有商业头脑的人永远不会停留。正当人们还在赞美亨利施耐德和欧仁二世两兄弟的传奇功绩时，他们已经把眼光放的更加长远。
四、军火巨头的诞生十九世纪，什么最赚钱？军火
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热闹的多事之秋，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普奥战争、意大利战争，一场又一场战争不仅改变了欧洲政治的格局，还促进了战争技术的发展。火枪取代了尖刀、大炮代替了弩箭，在喊杀声中，人类从冷兵器时代正式迈进了热兵器时代。对于政治家和哲学家，这些热兵器意味着新的霸权或者新的道德观念，而对于商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食指大动的新兴市场。摆脱了经济危机的亨利施耐德，手里握着大量的资金，心思又活了起来。
这么多的钱，搁银行吃利息太可惜，而且钢铁市场格局已定，还不到拓展的空间，于是他把兴趣投放到了军工市场。热兵器最需要的是良好的钢铁铸造技术，只有掌握了这些技术，才能够生产出经久耐用的武器——而这恰恰是施耐德的优势所在：施耐德-乐魁索工厂拥有足够的铁矿资源、熟练的工人以及成熟的铸造、冶炼技术，完全有资格在这一领域大展拳脚。可是这条发展之路并不平坦。横亘在亨利施耐德面前的是一个强劲的对手，那个跟施耐德在蒸汽锤上曾经互别苗头的克虏伯。
当时欧洲最大的军火铸造商就是克虏伯军工厂，赫赫威名不必赘述。面对这样一个强敌，亨利施耐德还记得，自己的父亲欧仁就曾经在蒸汽锤的竞争上败给了克虏伯。对于克虏伯居然在施耐德传统强项上击败了施耐德，心高气傲的亨利绝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他把施耐德-乐魁索的突破口放在了火炮铸造上。19世纪后期的火炮技术在炮身及材料、制退复进器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
尤其是制退复进器的发明和使用，使火炮的性能得到了空前的改善，射速大为提高，因此可以说19世纪是火炮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代。克虏伯军工厂之所以能够在这一领域取得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们发明的坩锅铸造大钢块技术，能制造大口径的钢炮。面对强敌，亨利施耐德手里也握着几个绝招。前面提到过，乐魁索工厂是欧洲最先几家推广托马斯转炉炼钢法的企业。这种炼钢法降低了钢的含磷量，制成的炮身不易碎裂。
在钢的材质方面，乐魁索工厂已经可以与克虏伯一较长短。而亨利施耐德还有一件秘密武器。1877年，法国一位叫做杜斑鸠的军官发明了断隔螺式闭锁机，并使用了压缩紧塞具。这些新的炮门技术能更好地密封炮尾，承受火药燃气对膛底的巨大压力，可以极高地提高火炮的射程与威力。这项技术几经辗转，终于落到了亨利施耐德的手里。凭借着在技术上的推陈出新和本身雄厚的底子，施耐德-乐魁索工厂很快就在火炮军火市场上崭露头角，跻身欧洲大军火商的行列。
火炮铸造业务的成功带动了其他军火业务的增长，加上传统的铁路钢铁业发展，到了20世纪之初，施耐德跃居世界第二大军火企业，仅次于克虏伯。亨利施耐德作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自然不会只把眼光放在军火一隅。他深知狡兔三窟的道理。当时电力刚刚开始应用，亨利保持了一贯对科技的高敏感度与远见，指示欧仁二世把一部分投资投到这个领域来。孰不知，他这一个看似不经意的举动，在五十年后挽救了整个企业。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许多人都知道，施耐德公司曾经在20世纪初曾经雇佣过一批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其中有一个从四川来的小个子，叫邓希贤。这位小个子工作时间并不长，很快就离开工厂，几十年后，他在中国大地上随手画了几个圈，就唬得包括施耐德在内的一大批洋行带着现金巴巴地跑到中国来。其实在他之前，施耐德还曾经接待过一位来自中国的大人物。这人姓李，叫李鸿章。当时清朝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惨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于是李鸿章在1896年率众出访欧洲，一方面是急欲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考察欧洲军工企业，添购军火。这个出使团先后访问了俄国、德国，李鸿章还会见了当时赋闲在家的铁血首相裨斯麦，参观了克虏伯工厂。既然克虏伯都去了，当他来到法国的时候，施耐德-乐魁索工厂理所当然地也被列入行程。乐魁索工厂与李鸿章其实颇有渊源。甲午海战之前，日本人为了对付定远号305毫米的装甲，特意改装了松岛级军舰上的火炮，这种法制加纳炮就是施耐德工厂造出来的。
李鸿章想从智利买来的七艘主力铁甲舰，其中最为先进的“卜拉德”号铁甲舰，主炮亦是施耐德出品。所以这一次拜访乐魁索工厂，李鸿章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没有人知道这位中国的耆宿老臣当时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出于报复的目的，李鸿章在参观工厂之前，居然提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要求：要求用中国式轿子来取代法方特意为他准备的新式汽车。
这一个要求可难怪了施耐德公司。虽然乐魁索工厂小至铁轨楔钉大至加纳大炮都能造得出来，可没人知道究竟该怎么样作出一顶中国式的轿子。当时工厂的负责人提出一个折中的建议，让李鸿章乘坐马车前往参观，可依然遭到了拒绝。最后法国人没办法，只好贿赂了李鸿章的随从，搞清楚轿子的样式，然后用一把椅子两侧绑缚上两根长杆，勉强算作一顶四人抬轿。李鸿章这才心满意足，坐在上面晃晃悠悠进了工厂。不过这个故事，也是最近我才听人说的，在网上搜了一圈，也没找到其他来源的记载，不知真伪，姑且存疑。但从这一侧面，亦能看到施耐德在军火领域混得风生水起。
一、正本清源说名字
先从名字说起。
施耐德电气的正式名字叫做Schneider Electric。
施耐德（SCHNEIDER）是德文，意思是“裁缝”。这个姓氏在德国是个大俗名，往柏林扔块砖头砸死五个人，三个汉斯，还有两个施耐德。德国叫施耐德公司的，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所以我们给客户一递名片，对方第一个反应往往是：“你们是德国公司吧？”第二个反应是：“你们是作光学镜头的吧？”
我们只能耐着心解释：“我们真不是德国施耐德的，我们是法国施耐德的；我们是作电气的，不是卖镜头的。”
因为这个大俗名，还闹出过许多尴尬。前些年我们公司人事在面试的时候，来了一个小伙子。面试官先问了个几个普通问题，然后问：“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了解？”小伙子眼珠一转，开始大谈中国企业走向海外，面试官听着不对劲，连忙拦住他：“你这说什么呢？”小伙子还挺委屈，反问了一句：“你们不是才被TCL收购吗？”噎得面试官一楞。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俩人沟通了半天才搞明白，原来在同一年，中国TCL收购了一家叫德国施耐德的电器制造商，“电器”与“电气”之间只差一字，而且媒体只提施耐德三字，也不表明国别，以致那小伙子以为自己来国企面试。面试官也委屈，施耐德电气全球营业额一年一百多亿欧元上下，不至于被TCL给吃了吧。
施耐德这名字的中译也是个头疼事。公司营业执照上把Schneider翻译成“施耐德”，因此公司规定所有相关的*、文件、宣传资料，都必须统一用这三个汉字，不能错。这个规定在内部执行的很好，可一到外面就乱套了。跟公司接触的单位五花八门，经常一耳朵听错，信手写成施奈德、史耐德什么的；
还有国际政治学的不错的人，给错写成施罗德……最离谱的是曾经有一次公司在某大酒店办活动，酒店那边有位负责接待的大侠，估计是错把Schneider错看成了Schindler了，大笔一挥，在告示牌上唰唰唰写下“辛得勒”三个大字。这个错误幸亏被及时纠正，否则真帖出来一份“辛得勒客户名单”，还不得吓死几口子。
这种误会闹得多了，现在公司里的职员早已经训练有素，每次让别人写公司名字的时候，都彬彬有礼地提醒：“你好，我是法国施耐德电气的，对，施耐是施耐庵的施耐，德是道德的德。”去年反法情绪高涨的时候，员工之间互相解嘲说：“我们可不是法企，我们的创始人是施耐庵，我们也算民族企业。”
不知竞争对手西门子，是否说过“我们是德国西门子公司，西门是西门庆的西门……”
二、打虎亲兄弟
施耐德公司的创始人当然不是施耐庵，而是一对法国兄弟。哥哥叫阿道夫（Adolphe）施耐德，弟弟叫做欧仁（Eugène）施耐德。这对兄弟出身于施耐德家族，这个家族祖上是从普鲁士移民到法国的，世代经营银行业，虽然不是什么名门，好歹是个大族，无论政权更迭，这家族在巴黎高层一直有着不错的关系。
这样的家族，一般就应该一边营造政府高层的关系，一边拓展金融方面的业务，就象是赫赫有名的罗德斯柴德家族那么干。但施耐德家族传到阿道夫和欧仁兄弟俩这一代，却出现了变化。
大哥阿道夫自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继承了家业以后，坚守着银行业这一亩三分地，在巴黎混得风生水起，为人所称道。可他弟弟欧仁的名声，却比他哥哥差远了。这位欧仁少爷对银行业和政治不感兴趣，放着正经的马术、剑术、宫廷礼仪和文学之类的贵族科目不学，却整天泡在车间和作坊里，对炼钢和炼铁乐此不疲。
发明家那时候在法国名声并不好，如富尔敦这等高人，都被拿破仑当成是江湖骗子轰去了美国，遑论别人。于是大家都觉得阿道夫不错，欧仁就是一个兴趣古怪的纨绔子弟。好在阿道夫对他这个弟弟十分关爱，非但不阻止他的这种爱好，还经常资助他的研究。
1836年凯旋门落成，全巴黎的人都跑去看热闹。而欧仁施耐德却悄悄离开巴黎，不动声色地出现在了法国东部地区的一个叫乐魁索的小镇（Creusot）上。乐魁索小镇是个历史悠久的工业小镇，附近生产铁矿与煤矿，储量很高，只是产量不大，当地还有几家小炼铁厂和铸造厂。事实上，这里的炼铁厂是欧洲最早的几家钢铁作坊之一，Creusot这个名字，本意就是坩埚。
乐魁索的地理位置很好。这里北有巴黎、南接里昂、东邻第戎，距离这三大城市都很近，而且左右两侧是索姆河和卢瓦尔河，水运极为便利。欧仁考察了一圈，觉得非常满意，回到巴黎跟大哥汇报了一下。阿道夫当即拍出一大笔钱，把乐魁索的煤矿、铁矿以及附属的厂子一口气都买了下来。甚至还买下附近一座叫Verrerie的城堡作为施耐德家族在当地的总部。
这个大手笔让家族十分震惊，没人知道为什么一贯精明的阿道夫为何要把钱砸到这么一个穷乡僻壤来。直到阿道夫宣布成立施耐德-施耐德-乐魁索公司，由欧仁担任总经理，所有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打算开冶炼厂作实业了。
当时搅炼法刚刚付诸应用没几年，距离转炉炼钢法和蓄热室的发明还有二十多年，钢铁冶炼的效率和产量，还远不能满足日益高涨的工业革命需求。可大多数人还处于蒙昧状态，对这个巨大的商机浑然不觉。只有一些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已经开始敏锐地觉察到冶金行业的远大前景，自幼就浸<此处内容被屏蔽>其中的欧仁施耐德对钢铁的威力深谙于心，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有了施耐德家族的资金作后盾，欧仁开始大张旗鼓地在欧洲、美国各地招兵买马——据说连JamesNasmyth（早期蒸汽锤的发明者）都曾经来厂子里呆过。不过他们招徕的人才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叫做Francois Bourdon的美国人。这个四十多岁的美国人在机械方面是一把好手，而且精力旺盛，思维敏锐。
施耐德兄弟先后数次邀请，花了重金才把他礼聘到了乐魁索公司。伯顿来到乐魁索公司以后，一头扎进了施耐德兄弟事先给他准备的车间，整天深居寡出。伯顿大牛不负众望，不过两年时间，一则爆炸性的消息从乐魁索传遍了全国：一台巨大的钢铁怪物诞生了！
大为震惊的政治家、军人、记者和附近的民众纷纷涌向乐魁索公司的工厂，在那里的车间里，他们看到了伯顿趾高气扬地站在一台蒸气机车头上，冲大家挥动着帽子。
自从1814年英国人年英国人史蒂文生发明了蒸汽机车以后，铁路正式进入人类文明。法国虽然也很快开始铺设铁路网络，但是蒸气机车却必须要从英国进口，这对于刚刚经历过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人来说，自尊心多少有些受损。国产火车的呼声逐渐高涨。欧仁施耐德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他不仅仅只是满足于钢铁冶炼和初级加工，而是从一开始就把乐魁索公司的定位设为冶炼和制造双头并进。
尽管这个火车头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毕竟是第一台零件与组装完全国产化了的蒸气机车——第一台在法国领土上驰骋的法国火车。这一成功震撼了整个法国，爱国的法国人毫不吝惜地把赞美献给施耐德兄弟。乐魁索公司和施耐德兄弟也因此而名声大振。因为这一功绩，欧仁施耐德还被授予了法国荣誉勋位（Légiond‘honneur）。
这一成就大大地刺激了法国的铁路建设。整个法兰西每一个城镇都要求铺设铁路，每一个外省都急于要用这种崭新的交通方式与巴黎建立联系。整个法国五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广阔领土上，蓝图上的铁路已经稠密如蜘蛛网。欧仁施耐德不失时机地宣布，与蒸汽机车同时推出的，还有施耐德生产的铁轨与相关的制件、技术。
大家都知道，卖元件不算什么，卖解决方案才是最赚钱的。
而这一次可是赚大了，业务量猛增，订单如雪片一样飞入施耐德的工厂，利润也是节节攀高。不出三年，施耐德家族就收回了投资，乐魁索工厂甚至成了整个家族的龙头企业，开始了从银行业到工业的转型。
没人再敢小瞧欧仁的头脑了，阿道夫更是得意非凡。靠着欧仁本人雄心勃勃，和伯顿继续投入研发工作，次年在伯顿的主持下，法国第一艘蒸汽机船也在此诞生，从塞纳河顺流直上，一路开去了巴黎。
但施耐德-乐魁索公司在工业史上最大的成就，还是这位伯顿在1843年改良的蒸汽锤。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尽管在这之前早有英国人在1841年提出蒸汽锤的工作原理，也造出了几台实验型的机械出来，但第一款真正成熟的、可投入实际应用的蒸汽锤，则是由伯顿率领着工厂技术班子开发出的乐魁索汽锤。
蒸汽锤的应用，一口气将施耐德－乐魁索工厂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十倍。这种效率让全欧洲的同行都瞠目惊舌，纷纷改弦易张，也在自己的工厂里安装各种型号的汽锤。在1843年到1867年之间，乐魁索公司一共生产了110个蒸汽锤，其中26个保留在了自己的工厂里，其他则卖去了欧洲各处。这个成就，惹怒了德国的一位老对手——克虏伯工厂。
钢铁行业一向是克虏伯的传统领地，如今施耐德-乐魁索公司居然靠着汽锤和蒸汽机车夺得头筹，他们心中自然不甘。德国人的思维很简单，你不是牛吗？我就要在你最牛的领域彻底击败你。
于是两位冤家象是斗气一样，互相憋着一口气，变着法子造更重更大的蒸汽锤出来气死对方——这对于全欧洲的用户是好事，反正如今火炮口径越做越大，装甲越造越厚，这么多重锤绝不浪费。
1861年，克虏伯公司郑重向外界宣布，他们成功地造出了一个名字叫“Fritz”超级汽锤，高达50吨级！这个记录让法国人吃憋了足足16年，一直到欧仁去世后的第三年，施耐德-乐魁索公司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宣布一个80-100吨级的蒸汽锤在乐魁索工厂内落成。为了庆祝这个气死德国佬的成就，施耐德公司还特意作了一个木制的1：1模型，在1878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好生炫耀了一圈。
这个记录一直到1891年才被一家美国公司打破——125吨级。然后喜欢热闹的美国人也造了一个木制模型，在1893年在芝加哥的哥伦比亚博览会上展出。人类爱炫耀的本性，真是到哪里都改不了。
施耐德的这个超级大汽锤一直用到了1930年退役，之后被当作纪念碑搁在工厂里，到了1969年才被彻底拆除，成为了施耐德公司早期发展的一个见证。
总之就在你追我赶之中，让克罗索公司平步青云。施耐德兄弟借机把整个公司的业务拓展到钢铁、重工业、铁路与造船业，凭借自身技术优势傲视同行。1889年落成的埃菲尔铁塔，所有的钢铁制件，都是在施耐德-乐魁索的工厂里造出来的。因为这一贡献，欧仁施耐德也获得了一项比法国荣誉勋位还要光荣的荣誉——他的名字和其他七十一位科学家的名字被刻在了埃菲尔铁塔之上，至今仍在。
而在施耐德工厂的带动下，克罗索从一个静谧安宁的小镇变成了热闹、嘈杂、到处都是工人和商贩的现代工业城，整个克罗索小镇的人口从1846年的6000人增加到1872年的22，000人，其中一半人都在施耐德工厂相关。施耐德家族一度占有了法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钢铁、冶金以及铁路市场，成为这一领域的大托拉斯。
福兮，祸之所伏，很快施耐德就要面临他们的第一次危机，而能够拯救这次危机的，不再是阿道夫、欧仁这对打虎的施耐德亲兄弟，而是欧仁的儿子——亨利施耐德——这次，就要看上阵的父子兵了。
三、上阵父子兵
无论作生意还是打仗，都得讲究三件事：天时、地利与人和。
对施耐德公司来说，天时就是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大潮，那个时代，雨后春笋般涌出的工厂、铁路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新兴事物对钢铁的需求近乎偏执，为他们创造了最好的外部条件。施耐德兄弟以乐魁索工厂为核心，在欧洲各处都设立了工厂、矿山等，机械制造和冶金领域抢占了优势的领先地位。施耐德家族在整个欧洲的势力根深蒂固，他们在银行业和政界都作足了关系——比如阿道夫施耐德本人就一直与拿破仑三世的财政大臣关系密切，并把持着法国军队的原料供应权；
而施耐德家族在巴黎金融界享有极高威望，和当时几乎欧洲所有的大银行都有业务往来。这就是所谓的地利。“天时”有了，“地利”有了，那么“人和”呢？在欧仁施耐德看来，所谓“人和”，就是如何处理好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十九世纪的欧洲工厂一片兴旺，但是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可不怎么好。在三、四十年代发生的赫赫有名的三大工人运动：法国里昂丝织工人的两次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说明工人和老板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成为欧洲的普遍现象。
对于这种紧张关系，施耐德兄弟看的很清楚，阿道夫施耐德和欧仁施耐德从小深受人文主义熏陶，思想相对于其他大资本家来说比较开明。尤其是欧仁，他从小就跟工人混到一起，没什么纨绔之气，他敏锐地觉察到：“单纯的压榨利润不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必须要寻找出一条调和之路。”革命导师马克思那时候还在柏林大学沉思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欧仁没有先进思想作武装，他最感兴趣的，是法国人傅立叶和英国人欧文所倡导的空想社会主义。
这两位思想家主张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权利平等和共同劳动的改革社会，并身体力行地在各地进行试验。尽管这些试验全都失败了，可还是在欧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欧仁施耐德并完全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但对于欧文在英国新拉纳克工厂的改革成果印象深刻。他吸纳了欧文的部分观点，试图找出一条既有利于工厂主，又有利于工人的折衷道路，以避免施耐德家族的工厂也受到工人运动的冲击。
整个改革计划被法国媒体称为“开明改革”。欧仁施耐德把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为12小时，每年有8天带薪假期，薪水适当提高，设立工厂商店向工人出售比普通市场价格便宜的消费品，开办工厂子弟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建立工人互助储金会等措施。从当时的眼光来看，这些措施远远超过了同时代工厂的工人标准，极大地缓解了乐魁索工厂工人与工厂主之间的矛盾。一位巴黎记者在参观完工厂之后发出惊叹：“在这里我看不到争吵和对抗，工厂象是慈善家，而工人们都象是他最疼爱的孩子。
他们对父亲充满钦敬，毫无怨言。这在法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看不到。”可惜的是，无论企业表现的再如何出色，如果摊上一个猪头般的国家领导人，也没辙——我不是在感慨现在的施耐德公司和法国——狂妄自大的拿破仑三世一直妄图恢复拿破仑帝国的辉煌，他四处挑衅，在支持罗马教皇阻挠意大利统一、武装干涉墨西哥以及在普奥战争中支持奥地利等一系列问题上失策，使法国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
为了摆脱国内危机和重夺欧陆优势，1870年7月19日法国以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为借口对普鲁士宣战，结果法军9月2日在色当惨败，拿破仑三世本人被迫投降。法兰西第二帝国宣告灭亡。第二帝国的灭亡，让在拿破仑三世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施耐德家族大惊失色，整个家族的产业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外部政治大环境风雨飘摇之际，乐魁索工厂内部的工人也开始不安定起来。
自从普法战斗战败之后，巴黎工人因为不满临时国民政府签订卖国条约，自行成立了巴黎公社，全面接管巴黎。这一举动让整个法国的工人都受到了鼓舞，在各地都出现了效仿巴黎公社的夺权行动。这一次，即使是施耐德兄弟的怀柔政策，也不足以缓解浪涛汹涌的工人运动。乐魁索工厂的工人举行了数次大罢工，从内部给予了施耐德家族重重的一击。而那个时候，阿道夫施耐德已经去世，欧仁施耐德也身患重病。
就在许多人认为施耐德家族的大船即将在这场风暴中沉没的时候，两个年轻人悄然走到台面上来。他们就是欧仁施耐德的两个儿子：亨利施耐德。（Henri Schneider）和欧仁二世（EugèneII Schneider）说年轻，其实也不年轻。亨利临危受命那一年，他恰好三十岁出头，欧仁二世也不过二十七。作为施耐德掌舵者欧仁施耐德的长子，亨利施耐德比乃父丝毫也不逊色，虎父无犬子。他从小就接受精心教育，并亲自参与父亲和叔父的各项事业。
在施耐德兄弟的耳濡目染之下，亨利小小年级就崭露出了很高的商业天分，尤其难得地是，他还继承了父亲对技术的敏感。而欧仁二世对金融和投资方面的天赋，甚至在他哥哥之上。当施耐德这条大船在时代的狂暴骤雨下摇摆不定，几乎面临倾覆之灾的时候，年迈的船长已经逐渐退隐，年轻人注定要在这时候崭露头角，力挽狂澜，让所有悲观和灰心的人为之精神一振。接任施耐德家族大权的亨利首先面临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
在外部，拿破仑三世已经垮台，紧接着又是巴黎公社造成的混乱，许多达官显贵与银行家要么被杀被监禁，要么逃出国外，施耐德家族引以为豪的关系网千疮百孔；在内部，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工会与施耐德家族屡次谈判破裂，威胁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罢工。对此困局，亨利施耐德并没有轻易放弃。他冷静地观察着局势，试图从败中求胜，从混乱中看到机会：尽管施耐德家族的关系网已经不复存在，可声望仍旧很高；
各地的工厂实业仍旧掌握在手里，留得这些青山在，不怕没有柴烧；而且，法国如今社会一片混乱，失业率居高不下，福利制度几近瘫痪，金融危机层出不穷，而施耐德家族可以为工人提供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和相对丰润的薪水，对于处于饥饿和贫穷中的民众来说，这是极有吸引力的。于是，亨利施耐德轻施妙手，连续抛出好几项措施。
他下令各地工厂不得停工，要继续生产，如果卖不出去就囤积起来；与此同时，他让欧仁二世施展浑身解数，开始在欧洲各地与各大银行、家族周旋——比如权势熏天的罗斯切尔德家——以施耐德的工厂为筹码，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同时他又把工人福利再度提高了一倍，尽管这将损失一大笔钱，但壮士断腕，换来的却是风雨飘摇中的一块安乐土地。许多人得知施耐德工厂的待遇如此优厚，都拼命想进来，原有的工人感觉到了竞争的压力，抗议的声音登时小了许多。
最后，亨利极具眼光地引进了一种叫做“托马斯炼钢法”的全新技术。这种炼钢法运用化学方法解决高含磷铁矿石的脱磷问题，使钢铁工业能够利用藏量丰富的高含磷矿石，从而摆脱了对稀缺的无磷矿石的依赖。他还花费大量资金对工厂进行改造，使之适应新的冶炼方式，显示出了卓越的眼光。当时家族中许多人质疑他这些决定，认为亨利是向工人和国外资本家妥协，还是个不懂商业、明知道产品滞销还拼命生产的傻瓜，这样下去会把施耐德家族带往灭亡。
所幸欧仁施耐德力排众议，利用自己的威望说服了大部分家族成员，配合自己儿子把计划进行下去。政局瞬息万变，巴黎公社在1871年5月28日被凡尔赛政府军打败，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运动失败。掌握了法国的梯也尔政府面对百废待兴的法国，采取了一系列的修补和复兴措施。公共工程部长、工程师夏尔德弗雷西内制订了全力发展交通运输业的计划，即著名的弗雷西内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完善法国以铁路网络为主、航运为辅的综合运输体系。
为此法国政府拨出了50亿法郎的巨款。这对以制造蒸气机车和铁路钢铁为主要业务的施耐德－乐魁索工厂来说，简直就象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由于亨利的英明决策，即使是在政局最混乱的时候，工厂也没有停止生产。而靠着欧仁二世的巧妙运作，公司资本始终保持着健康的状态。当弗雷西内计划一经推出的时候，整个法国只有施耐德家族的工厂里有足够的钢材库存；
而托马斯炼钢法则使施耐德－乐魁索的产量翻番，可以满足全法国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只有施耐德的工厂里，才留有足够多的熟练工人来保证生产效率；施耐德借助着这一股新的建设浪潮，终于熬过了最艰苦的时期，开始了第二次复兴的道路。工厂浓烟滚滚，机器日夜不停，即使工人三班倒换着工作，也无法满足需求。
从1871年开始，亨利统治施耐德帝国一直到1898年他去世，欧仁二世接替了整个家族，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那几年施耐德公司具体业绩暂时查不到，不过从那个时代的宏观数据同样可以看出一些端倪：1870年，法国有铁路交通干线2万公里，1913年增至4万公里，并且新建了地区性铁路1.1万公里；生铁产量由1870年的117.8万吨增至1900年的271.4万吨。
钢的生产由于采用了在全法国都推广了的托马斯炼钢法等新工艺，产量激增，由1870年的11万吨增至1903年的463万吨。（从法国通史查到的。）可想而知施耐德-乐魁索公司在其中赚取了多么大的利润。有商业头脑的人永远不会停留。正当人们还在赞美亨利施耐德和欧仁二世两兄弟的传奇功绩时，他们已经把眼光放的更加长远。
四、军火巨头的诞生十九世纪，什么最赚钱？军火
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热闹的多事之秋，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普奥战争、意大利战争，一场又一场战争不仅改变了欧洲政治的格局，还促进了战争技术的发展。火枪取代了尖刀、大炮代替了弩箭，在喊杀声中，人类从冷兵器时代正式迈进了热兵器时代。对于政治家和哲学家，这些热兵器意味着新的霸权或者新的道德观念，而对于商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食指大动的新兴市场。摆脱了经济危机的亨利施耐德，手里握着大量的资金，心思又活了起来。
这么多的钱，搁银行吃利息太可惜，而且钢铁市场格局已定，还不到拓展的空间，于是他把兴趣投放到了军工市场。热兵器最需要的是良好的钢铁铸造技术，只有掌握了这些技术，才能够生产出经久耐用的武器——而这恰恰是施耐德的优势所在：施耐德-乐魁索工厂拥有足够的铁矿资源、熟练的工人以及成熟的铸造、冶炼技术，完全有资格在这一领域大展拳脚。可是这条发展之路并不平坦。横亘在亨利施耐德面前的是一个强劲的对手，那个跟施耐德在蒸汽锤上曾经互别苗头的克虏伯。
当时欧洲最大的军火铸造商就是克虏伯军工厂，赫赫威名不必赘述。面对这样一个强敌，亨利施耐德还记得，自己的父亲欧仁就曾经在蒸汽锤的竞争上败给了克虏伯。对于克虏伯居然在施耐德传统强项上击败了施耐德，心高气傲的亨利绝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他把施耐德-乐魁索的突破口放在了火炮铸造上。19世纪后期的火炮技术在炮身及材料、制退复进器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
尤其是制退复进器的发明和使用，使火炮的性能得到了空前的改善，射速大为提高，因此可以说19世纪是火炮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代。克虏伯军工厂之所以能够在这一领域取得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们发明的坩锅铸造大钢块技术，能制造大口径的钢炮。面对强敌，亨利施耐德手里也握着几个绝招。前面提到过，乐魁索工厂是欧洲最先几家推广托马斯转炉炼钢法的企业。这种炼钢法降低了钢的含磷量，制成的炮身不易碎裂。
在钢的材质方面，乐魁索工厂已经可以与克虏伯一较长短。而亨利施耐德还有一件秘密武器。1877年，法国一位叫做杜斑鸠的军官发明了断隔螺式闭锁机，并使用了压缩紧塞具。这些新的炮门技术能更好地密封炮尾，承受火药燃气对膛底的巨大压力，可以极高地提高火炮的射程与威力。这项技术几经辗转，终于落到了亨利施耐德的手里。凭借着在技术上的推陈出新和本身雄厚的底子，施耐德-乐魁索工厂很快就在火炮军火市场上崭露头角，跻身欧洲大军火商的行列。
火炮铸造业务的成功带动了其他军火业务的增长，加上传统的铁路钢铁业发展，到了20世纪之初，施耐德跃居世界第二大军火企业，仅次于克虏伯。亨利施耐德作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自然不会只把眼光放在军火一隅。他深知狡兔三窟的道理。当时电力刚刚开始应用，亨利保持了一贯对科技的高敏感度与远见，指示欧仁二世把一部分投资投到这个领域来。孰不知，他这一个看似不经意的举动，在五十年后挽救了整个企业。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许多人都知道，施耐德公司曾经在20世纪初曾经雇佣过一批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其中有一个从四川来的小个子，叫邓希贤。这位小个子工作时间并不长，很快就离开工厂，几十年后，他在中国大地上随手画了几个圈，就唬得包括施耐德在内的一大批洋行带着现金巴巴地跑到中国来。其实在他之前，施耐德还曾经接待过一位来自中国的大人物。这人姓李，叫李鸿章。当时清朝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惨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于是李鸿章在1896年率众出访欧洲，一方面是急欲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考察欧洲军工企业，添购军火。这个出使团先后访问了俄国、德国，李鸿章还会见了当时赋闲在家的铁血首相裨斯麦，参观了克虏伯工厂。既然克虏伯都去了，当他来到法国的时候，施耐德-乐魁索工厂理所当然地也被列入行程。乐魁索工厂与李鸿章其实颇有渊源。甲午海战之前，日本人为了对付定远号305毫米的装甲，特意改装了松岛级军舰上的火炮，这种法制加纳炮就是施耐德工厂造出来的。
李鸿章想从智利买来的七艘主力铁甲舰，其中最为先进的“卜拉德”号铁甲舰，主炮亦是施耐德出品。所以这一次拜访乐魁索工厂，李鸿章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没有人知道这位中国的耆宿老臣当时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出于报复的目的，李鸿章在参观工厂之前，居然提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要求：要求用中国式轿子来取代法方特意为他准备的新式汽车。
这一个要求可难怪了施耐德公司。虽然乐魁索工厂小至铁轨楔钉大至加纳大炮都能造得出来，可没人知道究竟该怎么样作出一顶中国式的轿子。当时工厂的负责人提出一个折中的建议，让李鸿章乘坐马车前往参观，可依然遭到了拒绝。最后法国人没办法，只好贿赂了李鸿章的随从，搞清楚轿子的样式，然后用一把椅子两侧绑缚上两根长杆，勉强算作一顶四人抬轿。李鸿章这才心满意足，坐在上面晃晃悠悠进了工厂。不过这个故事，也是最近我才听人说的，在网上搜了一圈，也没找到其他来源的记载，不知真伪，姑且存疑。但从这一侧面，亦能看到施耐德在军火领域混得风生水起。
